張之洞拒用新名詞：憂慮語言文字變換會撼倒“中體”--文史--人民網
本文原載於《時代周報》
有關部門禁止外語縮略詞如“NBA”、“GDP”等進入媒體，據說是為了“保護漢語”。歷史上保護民族語言的純潔性是個老話題，錢鐘書先生在《林紓的翻譯》一文中說過，“古文家戰戰兢兢地循規守矩，以求保持語言的純潔性，一種消極的、像雪花那樣而不像火焰那樣的純潔。”在日益全球化的今天，像火焰那樣的語言活力才是更有競爭性的因素﹔消極地防守、不與外界交流競爭，只是一種不可能實現的幻想。
光緒末葉，也就是20世紀的第一個十年間，報刊等新式媒體開始逐漸興盛起來。這類大量出現在新書報上的文章，大多有一個有趣的共性，便是喜歡沿用“外來新名詞”。而所謂“外來新名詞”，又絕大多數是來自東鄰日本的漢字借詞。1896年，梁啟超在上海主持《時務報》，連載《變法通議》，名聲大噪，其後便在文章中使用“以太”、“腦筋”、“中心”、“起點”等直接來自日本書報的漢字借詞。後來湖南人唐才常和譚嗣同辦《湘報》，沿用了梁的做法，風行一時。
古文家們十分憂慮惶恐
當時崇尚文風典雅的湖南的古文家們對此十分憂慮甚至惶恐，葉德輝說，現在談時務的人，常常“自稱支那”，而明明可以用“初、哉、首、基”這些字眼的地方，一定要說“起點”。他們不想想，“支那”是當初外來的佛學對“唐土”的稱呼，而“起點”是“舌人”（近代從事專業“翻譯”工作的，最初往往是不會寫典雅書面語的牙行買辦等，因此被賤視貶稱為“舌人”，大概是說他們隻會鸚鵡學舌。）解釋西方數學時用的字眼。這些用語要麼是翻譯過來的詞，要麼是音譯出來的字眼，既不典雅，也不質樸，簡直是東施效顰。
葉德輝以“典雅”、“質樸”等傳統審美標准來抨擊新名詞，代表了當時不少士大夫的看法。不過，盡管如此，這類不加任何定義與解釋的漢字借詞仍然通過科舉內容改制、考官的喜好等等影響了許多讀書人。湖南和江西是風氣最盛的，因為兩地主持學務的江標、徐仁鑄、吳士鑒等，都是對西學西政十分感興趣的人，政見上也頗為激進。當時梁啟超編的《新民叢報》，往往被一些考生奉為秘冊，希望熟讀後，能用新名詞來答卷，以投這類趨新的考官所好。1901年，光緒壬辰科（1892年）的進士吳士鑒任江西學政，成了當地所有讀書人的大宗師，每年主持考察當地秀才以上生員的歲試（即一個地方生員的學年大考）以及向朝廷推薦“貢士”的貢試等。秀才熊元諤是當時“言西學之第一人”嚴復的學生，深得嚴的賞識。他1901年在江西參加歲試時，考官就是吳士鑒。吳稱贊熊元諤能模仿梁啟超的文風，用新名詞答卷，將熊取為第一名。第二年，吳改赴他任，熊元諤參加江西鄉試，仍中了舉人。顯然，喜好熊這種文風的，在江西並不只是吳這一任學政而已。
除了對考生以外，新名詞也對一些朝廷的官員產生了影響。吳士鑒的同科進士，江蘇武進人張鶴齡很得管學大臣張百熙的信任，1902年被延聘為京師大學堂的副總教習，並主持大學堂的招生考試，“各省才雋，一時並集”，實際上掌管了大學堂的全部教學事務。1903年總教習吳汝綸病逝後，他便接任了總教習之職，並延聘日本人服部宇之吉、嚴谷孫藏為化學、師范兩館的教習。張鶴齡本人就喜歡“以新詞形於官牘”，也就是說不避諱以這類受人攻擊的日語漢字借詞來寫公文。用新名詞來寫公文，在當時也形成了一種風氣，各地督撫中也有招留學生進入幕府的。1903年，在庚子之亂（1900年八國聯軍進入北京之役）中護駕有功的岑春?任兩廣總督。他於1903-1905年之間，曾經擬過奏稿向朝廷建議，將廣西的省會移到南寧。據說在這份奏稿中，岑寫了“桂省現象，遍地皆匪，南寧為政事上要區，商業上中心”這樣的話。後來有人認為，新名詞進入呈送最高統治者的奏疏，便是從這個時候開始的。
到20世紀的第一個十年，這類被葉德輝們斥為“不中不西”、“非文非質”的新名詞從體制外的報刊文章進入體制內士大夫們的正式文本，似乎已經蔚為潮流。到了宣統元年（1909），甚至在最高統治者的上諭中，出現了“四萬萬人”這樣的提法。據說，起草那個上諭的，是後來的民國大總統徐世昌。
清廷重臣用新詞反新詞
對於主要由日語漢字借詞構成的“新名詞”進入為國選材的科舉答卷，甚至官吏文稿公牘，最後甚至是上諭這樣一些體制內的正式文本，清末朝廷中的一些重臣是持反對意見的。“滿洲第一才子”端方，曾經支持過戊戌維新，事變後因為李蓮英與榮祿的保護而未受株連。他在清末最後十年的新政與立憲改革中所起的作用，日益受到了學術界的重視。據說，有一次端方在批一位考生的課卷時，寫批語道文章“有思想而乏組織，惜新名詞太多”，一時傳為笑談。因為他忘記了“思想”、“組織”這些字眼本身就是來自日本的新名詞。
從感情的激烈程度而言，對新名詞最為深惡痛疾的是那位在清末倡言“中體西用”，由學務起家的重臣張之洞。張之洞一生開風氣之先，在湖北首倡新政，廢科舉、辦學堂，也曾經資助過《時務報》。據說張之洞晚年，“見新學猖狂，頗有悔心”。1905年清廷正式廢除科舉制度，興辦學堂，成立學部總管其事。兩年後，慈禧太后召張之洞入軍機，以相位兼管學部工作，對學部滿尚書榮慶形成掣肘之勢，這是慈禧一貫的用人之道。張之洞一生仕途的最後一程，便是以中堂的身份管理學務，雖然駕輕就熟，風格則較之早年的“孟浪”而更為穩健。這位張相爺對於新名詞的憎厭，在當時流傳很廣。據說，當時學部考試東洋畢業生，照例要派京官來相助校對。學部司員們的擬定候選人名單中有留日歸國的汪榮寶。這位汪榮寶曾和葉瀾在1903年編纂出版過新名詞詞典《新爾雅》，風行一時。也許，學部司員便是考慮到汪的留日背景及其對新名詞的熟悉而作出推薦的。張之洞指著汪的名字說“是輕薄子，不可用”。然後拿起紅筆就把這個名字抹了，並回頭對滿尚書榮慶說，我翰林院難道沒有一個人能勝此任的嗎？
張之洞看到公牘奏疏這類體制內的正式文稿使用新名詞,常常是錙銖必較的，據說一般是立刻用筆抹掉，並注上批語“日本名詞！”。後來他自己突然想起來“名詞”這個字眼本身就是新名詞，便改注“日本土語”。（江庸《趨庭隨筆》）與這個故事有關的傳說還有兩個不同的版本。其中一個是說，張之洞有一個門生，要出差去外國，向老師辭行。張問他什麼時候啟程，他說“辦完了出國‘手續’就走”，張說“以後不要用這類新名詞”，那個官笑對說，“新名詞”三個字也是新名詞。（陳英才《兩湖書院憶聞》）。另一種說法是，他請幕僚路某擬一辦學大綱，見擬就之文中有“健康”一詞，便勃然大怒，提筆批道：“健康乃日本名詞，用之殊覺可恨。”擲還路某。路某便半開玩笑半較真地回答說：“‘名詞’亦日本名詞，用之尤覺可恨。”這個路某就是路孝植，是路潤生的孫子。張之洞默然不語，若有深思，旋即問別人：“路某乃潤生之孫耶？”邊上的人回答說是，張輕輕地說：“不愧為名人後裔。”張之洞沉默良久的原因，是在默想舊書。如果舊書中曾有“新名詞”三字，恐怕路孝植或將受懲，也未可知。
張之洞拒聽“亡國之音”
還有些人的遭遇就沒有路孝植這樣幸運了。有一次一個翰林奉派出國，去見張辭行，說：“到國外見到的情形，隨時向中堂‘作報告’。”連說兩句，張都不理。來人以為他沒有聽見，又說了一句。張說：“我不願聽這亡國之音。”更有甚者，有一次學部一個部員進稿，中間有“公民”二字，張立刻“裂稿抵地”，大罵。就是撕碎了稿子扔在地上，口出惡聲，顯然情緒是激烈到了極點。
曾經有一位倒霉的考生名叫冒征君，字鶴亭。他應朝廷經濟特科的考試時，在答卷文章中用了“盧梭”二字。經濟特科是清廷自1897年開始推行的一項科舉補充政策，目的是讓一些研習新學的讀書人可以不走八股取士的途徑，經由地方學政保舉，直接進入中央一級的考試選拔程序。中者稱為“經濟特元”，如清末學部圖書編譯局局長袁嘉谷便是最後一位“經濟特元”。這位考生遇到的閱卷考官是張之洞，“盧梭”這個新名詞就犯了張的忌諱，因而被貶斥不中。當時都中有人寫詩調侃他說，“贏得南皮喚奈何，不該試卷用盧梭。從今卷起書包去，且應明年進士科”。（張之洞是直隸南皮人，又稱“張南皮”）
關於這位張中堂厭惡新名詞的傳聞很多，大多繪聲繪色，倒也並非空穴來風。1908年2月1日，《盛京時報》刊出《張中堂禁用新名詞》短訊一條：
聞張中堂以學部往來公文稟牘，其中參用新名詞者居多，積久成習，殊失體制，已通飭各司，嗣後無論何項文牘，均宜通用純粹中文，毋得抄襲沿用外人名詞，以存國粹。
顯然，這位始終極力貫徹自己“中體西用”主張的張中堂，並不只是出於情緒而討厭人們在公文中使用新名詞。禁用亦非完全出於他個人的好惡。這類來自日語的漢字借詞，一般未加任何解釋就為人所沿用。望文生義，以訛傳訛的弊端也不是沒有的。更重要的是，張之洞也許深切地憂慮這種語言文字上的變化會最終撼倒“中體”。以歷史的“後見之明”來看，他百年前的這種憂慮，似亦非完全的杞人憂天。只是，張之洞要求大家“通用純粹中文”，若連他自己都使用“新名詞”三字而不能立刻自覺，又如何能以孤臣孽子之心而遂投鞭斷流之願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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