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學人對新詞語輸入的反應

來源：http://big5.china.com.cn/chinese/feature/394377.htm
近代學人對新詞語輸入的反應 _文化星期五_中國網

作者：《參考消息》
時間：2003/08/18


中國應對西方“話語霸權”的歷史回顧

 世界近代化進程並非列國同時並舉，而是在西歐一隅首先發端。18、19世紀以降，伴隨著西方的殖民擴張和世界統一市場的建立，西方文化播散擴張，反映西方文化的範疇、概念、術語也滲透到其他民族和國家，形成一種籠罩全球的西方“話語霸權”。非西方的民族和國家當然會對此作出自己的反應，但文明史悠久，既重自身“文統”，又有著採納外來語匯傳統的中國，其反應格外錯綜複雜。

語言是思維的物質外殼和直接現實。在語言三要素(語音、詞彙、語法)中，詞彙最具活性，反映社會生活變遷的思維首先是通過詞彙的變化體現出來的，這在社會轉型時期表現得尤為顯著。近代中國，特別是清末民初，伴隨西學東漸的展開，大批反映西學內容的新詞 語涌人中國，誠如國學大師王國維在1905年所説：“近代文學上有一最著之現象，則新學語之輸入是己。”（《論新學語之輸入》）這裡的 “文學”，指整個學術文化。當然，反映西方文化的新學語進人漢語系統並非始於清末，早在明清之際(16世紀末至18世紀初)，歐洲傳教士(利瑪竇、湯若望等)與中國西學派士人（徐光啟、李之藻等）就創譯了一批漢字新詞以翻譯西學概念，如利、徐合譯《幾何原本》譯定的體、面、線、點、直角、鈍角等數字術語在中、日等國沿用至今即是明證。時至清民之際，西學東漸的規模、力度遠邁明清之際，譯介西學概念的漢字新詞數量及影響程度也巨大得多。值得一提的是，清末民初人華的新詞語，大都由日本傳來，時稱“日制漢字詞”或“日本新名詞”。

清民之際，大量“日本新名詞”進人中國，是因為中日甲午戰爭以降，清朝朝野決心師法明治維新後的日本，遂有留學日本和廣譯東書的熱潮出現。而日本在幕末、明治的半個世紀中己經系統譯介了西方各學科的代表著作，並於譯介過程中擬訂了大批對應西學概念的漢字詞，其中有些是對中國古典詞(如革命、共和、政治、社會等)加以放大、縮小、引申，以翻譯西學概念；有些是運用漢字造詞法另造新詞(如哲學、美學、科學、宗教等)，以翻譯西學概念。經十餘年乃至數十年的篩選、使用，這些詞彙已經定型，並在日譯西方著作和日本人撰寫的西學論著(包括教科書)中穩固地佔據了位置而恰在此際，渴求西學的中國留日學生和康、梁等政治流亡者紛至東瀛，那些漢字佔六七成的日譯西書和日人撰寫的西學論著，就成為剛剛跨出國門的中國學子學習西方最方便的文本，而活躍于這些文本中的“日本新名詞”，實為西學概念的漢字表述，很快就被同屬漢字文化圈的中國留日學生和梁啟超這樣的文豪所接受，他們或在翻譯日籍(包括日譯西書和日人撰寫的西學論著)時將“日本新名詞”傳輸到中國。或在自己的行文走筆間運用自如，如梁啟超流亡日本十餘年間在《清議報》、《新民叢報》、《新小説》諸報刊上發表的文章中便大量採借“日本新名詞”。隨著漢譯日籍和“好以日本語句入文”的“啟超體”文章的廣泛流傳，“日本新名詞”遂在中國不脛而走。在其時的新人物言談、作文裏，“機關”、“社會”、“運動”、“自由”等新詞迭出，教科書乃至考試題中也屢現“中心點”、“勢力圈”、“所得稅”之類的日本術語，有人作格律詩，也頻用共和、代表、平權、團體、歸納、無機等“日本譯書之語句”。

外來文化(新詞語是其表徵)進人中華大地，總會引起迎受和拒斥的兩極反應，甚至在同一人物身上，這兩極反應並存。面對外來新詞的滔滔涌人，清民之際的話語世界出現一種矛盾現象：一方面，中國人使用“大半由日本過渡輸入”的新名詞(1911年刊行《普通百科新大詞典》凡例)，因其反映了新知識、新思想，故“人人樂用”，顯示出西學東漸已成為不可遏止的趨勢；另一方面，這些“由日本販人之新名詞”與其所負荷的西學內容一起，構成一種強勢的話語霸權，正在威脅著中日傳統的話語系統，使之發生某種程度的變異，必然引起許多中國學人的反感和抵制，雖然這些學人往往自己也“樂用”新名詞。如桐城派古文的後期代表作家林紓在翻譯西洋小説時採用新名詞不少(如普通，程度、幸福、社會、個人、團體、反動之力、活潑之精神等)，但他1918年為《古文辭類纂》作序時，批評 “報館文字”時時復攙入東人之新名詞，以為“不韻”。他把新名詞分作兩類，一類在中國古典裏有出處，如“進步”出自《陸象山文集》，“頑固”出自《南史》，“請願”出自《漢書》，日才人以之對譯西洋概念，中國人可以接受；另一類無出處，則為“刺目之字”，應予排斥。章太炎也有類似觀點。張之洞是“遊學東洋”、“廣譯東書”的有力倡導者，因而可以視作“日本新名詞”大舉人華的始作俑者，他本人所撰《勸學篇》中，就有“牧師”、“剛巴度”(英文買辦的音譯)、“上下議院”、“自由黨”"、“代數”、“對數”、“化學”等名詞，但以文辭古雅著稱的張之洞又對新名詞深懷抵觸情緒。據江庸《趨庭隨筆》載，張晚年任體仕閣大學士，兼管學部，決計利用職權抵制日本名詞在中國氾濫。該《隨筆》對張氏情狀有一傳神描述：“凡奏疏公犢有用新詞者，輒以筆抹之，且書其上日：'日本名詞'。”後梧'名詞'兩字即新名詞，乃改稱“日本土話”。該《隨筆》還寫道，當時學部擬頒一檢定小學教員的章程，張以“檢定”一詞來自日本，想更換而不得，猶豫再三，該章程終被擱置。同類故事還見於其附屬筆記小説，如張之洞見部屬文書中有“取締”、“報告”一類日本名詞，心生反感，奮筆批示：此類新名詞“尤可痛恨”。部屬復文，反唇相譏日：“名詞”也是日本名詞，更可痛恨。這很可能是時人杜撰的故事，部屬大概不敢如此頂撞“中堂大人”。但這類故事表現的張氏既厭惡新名詞，又對新名詞嫌而難棄的窘態，卻是歷史真實的寫照。

不僅林紓、張之洞對新詞語持二律背反態度，連那位使用日本名詞最力的梁啟超，在正面討論外來語問題時，也多次質疑自日本輸人的名詞。如他在1899年所撰《論近世國民競爭之大勢及中國前途》中，對日本以“經濟”作社會物質生産、理財、節儉義用，表示異義，而主張代以“資生”。他在1902年所撰《論民族競爭之大勢》中對日本名詞“金融”也有疑問。他同年所撰《釋革》更詳考“革命”一詞的古典義，對譯英文、法文相關詞的引申義，主張以“變革”取代“革命”，以準確反映社會變革的內蘊。可見，廣納外來新詞的梁啟超對外來名詞也取分析態度，並沒有盲從來自西方(日本是其二傳手)的"話語霸權"。

當中國人抗拒西方話語霸權的努力走向極端時，又往往與深團固拒的文化保守主義交織在一起。這在前述林紓、張之洞的言行中已有所流露，而一位留日本學生彭文祖于1915年所撰《盲人瞎馬新名詞》一書，將此種文化態展示得淋漓盡致。該書署名“將來小律師”，由此推測彭氏在日本學法律。彭氏對於清末民初新名詞氾濫全國，連小學生也竟用新名詞大為憂慮，稱那些日制漢字詞“拉雜不倫，不成體統”，以為這些新詞入華是“滅國滅族”之事，他攻擊那些套用新名詞的人“恬不知恥”。彭氏具體批評支那、取締、取消、引渡、目的、宗旨、權利、義務、衛生等59個“新名詞”，將其斥為“不倫不類”，認為中國人襲用此類新詞是“瞎眼盲從”，力主改新還舊，如認為應廢止來自日本的“取締”，代以中國舊詞“禁止”、“管束”。然而，彭氏所評擊的“新名詞”除“支那”等少數幾個屬於應當排除的，大多數新詞已融人中國語匯系統，如目的、權利、義務、法人、衛生、引渡、取締、手續、場合等被中國人視同己出，日用而不知其為外來詞，中華文化也並未因此而消融、崩坍。中國現代文化發展進程證明了彭文祖之類的擔心是杞人居憂天。精通西洋語文但思想保宋的辜鴻銘也是外來新名詞的激烈批評者。馮友蘭記述辜氏在北京大學1919年9月的開學典禮上講：“現在人做文章都不通，他們所用的名詞就不通，譬如説'改良'吧，以前的人都説'從良'，沒有説'改良'，你既然己經是'良'了，你還'改'什麼?你要改'良'為'娼'嗎? (《三松堂自序》)其實，辜氏對新詞“改良”的批評是沒有道理的，“改良”是一個動補結構詞，前面的“改”是動詞，後面的“良”是對前面動詞的補充，指出“改”的方向。“改良”從語法上講並無錯誤，也易於理解，辜氏的漫罵只能表明他對新詞的抵觸和反感，並不能阻止新詞語的使用流行。

從清民之際的社會實際看，對外來新詞在迎受中也有所取捨。這既是文化運作的自身規則使然，也與學者的引導相關。一些學人對譯名取分析態度，對語文的健康發展有積極貢獻。如胡以魯撰《論譯名》(載《庸報》第26、27期合刊)，既不一概排斥日本新名詞，又主張對這些新名詞作具體分析，認為那些 “不合吾國語法者”不宜襲用。朱自清則主張，採用日本名詞應與同字譯名加以比較，然後經自己思考，擇善而從(《譯名》，載《新中國》1919年1卷第7期)。這都顯示了語文上的主體意識，又與盲目排外劃清了界限，是對西方“話語霸權”的理性回答。

 對新詞語作歷史考析，從而引出科學結論的，首推王國維。他的《論新學語之輸入》一文，從文化史的縱深度論述新詞語産生的必然性。他説：“周秦之言語，至推譯佛典時代，而苦其不足”，於是有晉、唐時大量印度佛教術語輸入，大大豐富了中國語匯；時至現代，“至翻譯西籍時，而又苦其不足”，於是有今之新學語的涌進。王氏概括道：
“言語者，思想之代表也。故新思想之輸入，即新言語輸入之意味也。。。。。。講一學、治一藝，則非增添新語不可。

“故我國學術而欲進步係雖在閉關獨立之時代，猶不得不造新名。況西洋之學術駸駸而入中國，則言語之不足用，固自然之勢也。”(《王國維論學集》，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i997年版，第386、387頁)這是對包括日制漢字詞在內的新學語在中國的傳播給予的歷史學和文化學的肯定，代表了中國語匯在西方“話語霸權”時代的健康走向－在汲納外來新詞語中使本民族的語匯更豐富、更健壯，方能與強勢的西方話語系統實現良性互動。近代如此，當代辦復如此!

《參考消息》2003年8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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